Memo_健康与自然

讨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在社会学的论文里是少见的,多见于城市设计、地理学等领域。国内的环境与健康研究几乎被医学地理、环境科学把持;但社会阶层在地理学论文中也比较少见。我以为社会学者应有所作为,积极参与跨学科对话。
这里选取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2014年的文章,四位作者的单位系瑞典Uppsala University住房与城市研究院,英国University of Glasgow环境、社会与健康研究中心,荷兰Wageningen University文化地理系、美国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公共健康学院,属跨学科、跨国别的综述。第二篇文章是2019年的文章,载于《剑桥心理学、医学与健康手册》,作者Park系康纳尔大学城市设计系教师,在机制方面较2014年多了一些影响因素。

Hartig T, Mitchell R, De Vries S, et al. Nature and health[J].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14, 35: 207-228.

Nature and health

摘要:城市化、资源开发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减少了人类与自然接触的可能。这篇文章论了“自然”的定义问题,讨论了当前研究领域扩张的原因,并评估了现有文献。然后讨论了自然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包括空气质量、身体活动、社会凝聚力和减压。最后,这篇文章讨论了研究方法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重点。

一、自然的定义

以往我们认为,“自然”与“自然环境”在本质上是重叠的,自然环境是指一种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人类存在或干预的环境。这两个术语被互换使用。
但在实践中,许多研究并不接受将人工作为界定自然或自然环境的依据。有趣的自然景观通常位于建成的环境中,如室内植物和行道树。类似地,社区花园和城市公园也包含自然特征,看起来很自然,并提供个体参与和遵循自然过程的机会,但它们通常是被人为设计、建造和维护的。
“urban nature”这个词是有启发性的,它承认自然的存在,即使在一些人认为是自然的对立面的人类环境中。它把城市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分开。个人对自然的体验发生在社会内部,并进一步促进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的长期交流。由于与自然接触的机会、接触自然的方式和体验自然的机会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不相同,既往研究不仅研究了特定人群中个体之间的差异,还研究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

二、这一领域兴起的原因

在知网(Web of Knowledge)中搜索“greenspace and health”,在1990-1999年间有2次点击,2000-2009年有34次,2010年至2013年6月有45次。(但时至今日,2020年这篇文章的谷歌被引已超1500次了)
这一研究领域开始兴起的原因可能在于,(1)一些研究反映了这样的担忧:城市化、环境退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减少人类与自然接触的可能性。(2)健康思想的转变也使研究领域得以扩展,随着流行病学向慢性、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转变成为主要的死亡原因,生物-心理-社会解释开始与生物医学模型竞争,诸如“心理压力”、“社会支持”等理论被广泛使用。这一发展适用于一个主要由学科(如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社会流行病学)和专业(如户外娱乐管理、景观设计、城市园林)人员组成的新领域,他们对人们如何感知、解释、评估和对环境采取行动感兴趣。(3)方法和概念上的进步也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扩大,一些研究使用了最近才有的资源和技术,比如利用数字技术从卫星图像中提取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描述特定个人和群体在其居住环境中可获得的各种自然的空间范围。

三、对既往综述的评论

在同行评议的文章中,既往综述大多数出现在与公共卫生或环境规划有关的期刊上,共59篇。
1、存在三种综述方式:(a)叙述性评论,不清楚是否基于系统的文献检索(n=24);(b)基于系统的文献检索或综合病例鉴定的叙述性评论(n=13);以及(c)基于详尽文献检索的全面系统综述(n=22)。
2、内容上:(a)系统地回顾是为了整理证据,证明与自然的特定接触对特定健康标志物的影响;(b)介绍这一领域,解释概念和自然环境可能影响健康的机制,然后列出一些影响的证据;(c)向新学科介绍这一主题,通常比较简短;(d)数量较少的是概念审查、方法审查或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3、既往综述认为存在的问题:(1)综述普遍认为,目前尚无法确定与自然接触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2)很少有综述关注人口分组,儿童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亚组;(3)没有发现专门针对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对自然与健康关系差异的综述。综上,很少有研究探讨自然对健康的影响,如何随人口亚群、自然环境类型或与自然接触的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的,目前仍缺乏全因果链作用机制研究、长期追踪研究。
4、既往综述的问题:(1)有必要在文献搜索中输入多个术语,以避免遗漏重要工作。如城市公园(urban parks)可用park, green space, greenspace, green areas, open space, recreational space, natural space, natural environment等中的一个或多个来描述。(2)跨学科回顾稀少。心理学等基于个体数据的学科的综述,倾向于忽视流行病学等基于人口数据的学科的证据,反之亦然。但每一个层次的研究事实上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了解与自然的接触可以和不能为人类健康做什么。(3)测量问题没有解决。缺乏使用一致性测量和研究设计的多个研究,综述可能会导致异质性的测量结果的汇集。

四、自然对健康的作用路径

nature and health pathway
路径图显示了,自然环境可以通过某些途径影响人群健康。其中四条途径是与自然接触,而另外两条则分别直接将自然环境与空气质量和压力相连接,这意味着自然环境可能会影响健康,即便个体或群体没有有意识地与自然接触。在给定路径的不同步骤中,变量之间的关联会受到个人或环境特征的影响,自然环境和与自然接触之间的双向箭头便是承认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指示路径(空气质量、身体活动、社会接触和压力)变量之间的双向箭头也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每一个变量可能与所有其他变量相关,而不仅仅是与相邻的一个相关。

五、机制问题:路径纠缠

大多数个体研究都集中在从自然到健康的一条特定途径上,但有些研究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比如,体育锻炼和减压之间的联系。人们进行体育锻炼,不仅是因为从长远来看,锻炼有助于他们的健康,而且还因为通过减少紧张和压力,有助于他们在短期内感觉更好。同时,一些实验发现在自然中的“绿色运动”,比在自然环境相对较少的建筑设施内或城市街道上进行同样的运动,更有益于心理健康。
多种途径也可以有目的地嵌入在文化实践中,使人们经常接触自然。日本的森林浴(Shinrin-yoku),包含了某些相信空气中含有有益物质的信念,而这通常促进减压的行为(例如,远离日常需求,采取冥想的姿态)。但也有研究发现,涉及多种途径的文化实践可能并非对所有人群都是有益的,比如瑞典的一项研究,有休闲住宅的职业男性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的几率较低;而这种预期关联对女性并不成立,在受过高等教育和高薪的女性中,如果她们也拥有一个休闲的家,出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六、方法问题

(一)测量问题

人口水平(Population Level)的研究通常用三种方法中的一种来评估暴露:(1)根据参与者居住区域内或附近有多少自然环境来评估暴露;(2)关于人们访问自然环境的时间和/或频率的调查问题;(3)通过GPS技术进行客观的接触测量。
但每种方法都有问题。(1)居住不意味着去;(2)频率忽视了个人生命历程、地区的季节与相关环境质量(如冬天树叶都掉光了);(3)GPS看不到个人在窗户口看风景。(题外话:有一说一,GPS的问题有点鸡蛋里挑骨头)

(二)截面数据的机制问题

截面数据仍然主导着对人群长期健康结果的研究。这些设计容易混淆和颠倒因果关系。与自然接触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种族、年龄和文化特征,这些因素本身与健康有关。实验设计和纵向设计是更好地证明自由生活的人群中,自然与健康因果关系的途径。但这两种类型的研究都太费钱费时间了。

(三)影响大小问题

有证据表明,与收入、就业或教育等结构性特征和吸烟等行为特征相比,与自然接触对健康和幸福的影响很小。在人群水平的研究中,信噪比通常很小,这些研究需要设计得很好,并且研究者也要有足够的能力来确定效应大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不值得做;对大量人的一个小益处,就是对人口健康的巨大贡献。

Environment and Health

Giyoung Park, Gary W. Evans. Environment and Health[M]//Cambridge Handbook of Psychology, Health and Medicine, 2019, 28(2): 32-36.

一、环境压力

来自拥挤和噪音等压力源的环境压力通常是慢性的、无法控制的。这些慢性、随机且不可控制的压力源不仅会导致心情的不愉快,而且会影响生理反应(如血压和内分泌反应)和认知功能。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未来几十年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而城市地区通常具有较高水平的环境压力源,这可能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福祉。
(1)环境压力源除了其存在和强度外,(2)人们暴露于压力源中的时间和频率也会影响健康。家庭、社区、学校和工作都是我们日常会花费大量时间的环境,这些环境中的压力源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产生更大的影响。此外,(3)环境压力源可能会对弱势群体产生更负面的影响,因为他们可能会接触更多的压力源,比如居住拥挤、住房质量不达标及邻里质量更差。
尽管并非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积极的,但社会孤立往往被认为是消极因素。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人的亲密关系数量减少了,不一定是因为互联网或社交媒体,而多少也是因为家庭规模变小、迁移流动性增加。(1)环境压力源如噪音和拥挤,会降低住房质量,并导致家庭成员和熟人之间的社交退缩,而这可能会损害心理健康。(2)另一方面,更好的邻里质量可以减轻不良住房质量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对,糟糕的住房质量与社区质量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本文在简要介绍了噪音和拥挤对健康的影响后,概述了居住区绿地如何改善身体、心理和社会福利,在城市中心区缺乏对这些空间的投资可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

(一)噪音

长期暴露在噪音环境中,可能导致失聪、血压升高、儿童阅读障碍、记忆受损、失眠以及安全感降低。在加州旧金山市的三条相邻的居民街道中,交通量最大的街道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这促使居民迁移往不同的地区。此外,人们暴露在高强度的噪音环境中,如建筑噪音,更易怒和不太情愿帮助他人。实证研究发现,暴露在无法控制的噪音环境中,会导致无助感或减弱完成任务的动力,尤其是那些需要高度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二)拥挤

内部密度(如people/room)比外部密度(如people/km^2)在实证结果方面更敏感。(1)无助感:高居住密度,在美国导致了儿童的无助感,在印度,导致了男孩更高的高血压和女孩更大的无助感。(2)社交退缩:此外,拥挤会导致社交退缩(social withdrawal)。父母的社交退缩会损害幼儿的认知发展。住宅拥挤可能发生在建筑物的单元之间,但如果儿童可以较容易地进入室外或其他环境,那么家庭拥挤可以得到一定缓解。类似地,在一栋大学宿舍楼中有两个楼层,第一个楼层有较长的走廊,另一个楼层的房间大小保持不变,但走廊更短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个楼层的社会行为和层内凝聚力会下降。此外,即使提供了网络平台,城市公寓的居民与郊区居民相比,也不太可能形成社区,因为他们缺乏面对面的社交接触。控制了社会经济状况后,实证研究也认为,居住在大型的多户住宅单元中的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单户或联排住宅的儿童。高层建筑中的居民的居住社区的噪音更大,社会凝聚力更低。

二、邻里绿地空间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住宅区的绿地面积趋于减少。城市地区的压力水平越大,居住环境中的自然环境对健康的益处就越大。无论个人收入水平如何,在城市地区,更大的住宅区绿地面积和更好的健康之间的关联是一致的,但在郊区和农村地区可能不一致。
对住宅区绿地面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压力和躯体健康症状上,但关于疾病结果的实证研究则比较有限。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较大的住宅区绿地面积与男性成年人心血管和呼吸系统死亡率较低有关,但与男性和女性肺癌死亡率无关。(Richardson&Mitchell,2010)另一项研究,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后,总体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而且这种联系在低收入居民中尤其明显。(Mitchell&Popham,2008)
晚近,有研究调查了住宅区绿地面积和新生儿之间的关系。在温哥华,在控制了噪音水平、空气污染和社区可步行性(neighborhood walkability)后,研究发现更多的住宅区绿地面积与早产、小于胎龄儿出生有关,绿地面积最高的地区极早产(<30周)和中度早产(<37周)的胜算比分别为0.80和0.87;小于胎龄儿的胜算比为0.95。 (Hystad et al., 2014) 出生体重也随着绿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 (Dadvand et al., 2012; Donovan et al., 2011)
绿地面积有益于健康的一个潜在解释是增加了体育活动;但绿地面积和增加体育活动之间的联系或是混合的。更大的绿地面积与青少年BMI有关,(Bell et al., 2008) 但其他指标则没有关系。(Hartiget al., 2014; van den Berg et al., 2010) 这可能是因为体育活动水平与其他因素也有关,如人行道有更开阔的空间与更利于接近目的地(Demerath&Levinger, 2003; Giles Corti&Donovan, 2003)此外,除绿地面积外,绿地的质量也会影响健康。
下面讨论了两种潜在的机制来理解开放式绿地的健康效益:恢复(restoration)和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

(一)应对压力与心理健康

住宅绿地可以减少认知疲劳。有研究发现,自然居住环境的改善程度越大,儿童的认知功能的改善就越大,而住房质量的改善并没有促进认知功能的提高。
居住区的绿地也有助于应对压力。城市公园可以减轻噪音带来的烦恼 (Gidlöf-Gunnarsson & Öhrström, 2007)。对于家中难有安静区域的人而言,无法前往家附近的绿地,会有比道路交通噪音的烦恼更多的烦恼;而交通噪音的烦恼往往也关联着疲劳。与那些接触自然较少的儿童相比,更多住宅绿地面积,可以缓冲儿童的压力事件,降低心理的痛苦水平。(Wells & Evans, 2003)
邻里公园提供了一个远离日常环境的地方来恢复健康。(Chiesura, 2004) 城市绿地提供了多个维度的理想环境,如安静和自然的元素。经历更大的生活压力的人们,往往寻求一种避难的感觉,接触自然元素,观看动植物。(Grahn & Stigsdotter, 2010)

(二)社会资本与社会团结

社会资本来自于个人和集体层面的社会联系,而社会凝聚力反映了一种社区感和归属感、社会秩序和地方依附感。这些并不相互排斥,并似乎与住宅绿地面积有关。亲密关系和熟人对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它们可以直接提高健康水平,起到调节作用,缓解压力对健康的影响。尽管对社交媒体可能损害社会资本的担忧挥之不去,但有证据表明,对某些人来说,互联网有助于维持熟人关系,并可能成为社会支持的一种途径。对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足够社交机会的人来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似乎特别有帮助。例如,美国郊区的青少年将社交媒体视为他们的公共空间,因为他们接触公共空间的机会有限。然而,我们的社交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植根于线下社区,与邻居的社会互动是邻里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减少;与生活在大都市地区之外的人相比,城市居民较少与邻居交往,尽管数字通信可能带来一些好处,但社交媒体并没有完全取代面对面的互动,尤其是在需要与负面事件相关的情感支持时。
定期在附近公园停留更长的时间,有助于居民建立当地的社会关系。更好的心理健康与更大的住宅绿地面积相关,部分原因是更多的休闲步行和更强的与邻居的社会凝聚力。同时,不仅是住宅绿地面积会影响,绿地质量也会有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街景绿化的评级质量(侧重于美观)与健康结果和社会凝聚力的关联性大于街景绿化的数量。 (de Vries et al., 2013; van Dillen et al., 2012)

三、结论

本章阐述了自然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重点阐述了环境压力源和住宅绿地与健康的关系。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是相互依存的,并受周围环境特征的影响。
(1)环境压力源如噪音或拥挤,需要分配人力资源以维持健康,无论是认知上的还是物理上的;如果长时间地不受控制,暴露在不理想的物理环境中会产生与压力相关的疾病。(2)居住区附近的绿地面积和质量则可以直接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助于缓解环境压力源的一些不良影响。
弱势群体(如低收入人群)可能面临双重危险,他们不仅需要应对更多的环境压力源,而且缺乏开放的绿地作为潜在的缓冲机制。这种结合可能会导致健康方面的社会不平等。与弱势群体相比,需要个人努力参与行为改变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往往对富裕人群更有效,进一步加剧了健康不平等(Lorenc等人,2013年)。从这个角度讲,住宅绿地可被视为一种应对压力的资源,同时也有利于社会资本和凝聚力。事实上,一些研究也表明,绿地对弱势人群的健康有更大的益处。

How environments influence social capital

Park G. Screens are a game changer: How environments influence social capital in the digital era[J]. Cogent Social Sciences, 2017, 3(1): 1372028.
当然,如今的数字时代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作者Park(2017)也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数字时代的环境如何影响社会资本。按本文是2019年的文章,2017年时Park的潜在研究进路应是这又如何影响了健康。其摘要为:“个人电子通信媒介和设备,本文称之为屏幕,是一种在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环境相互作用的新型环境。环境影响着环境中的人际交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虚拟和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的环境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银幕特征的概述,考察了中产阶级郊区、贫困社区、城市社区和大学社区四种地理环境对屏幕与当地社会资本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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