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_驱散神话:保守党视角下的《布莱克报告》

作者Patrick Jenkin(1926-2016)系英国健康与社会保障部前内阁大臣,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就职于撒切尔第一届政府期间。这篇回忆文章是很有趣的,揭示了政策背后的政治力量影响。《报告》的出版,其时代背景是撒切尔政府上台期间。《报告》所强调健康不平等议题,其实隐含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延续,而这与削减开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无疑相悖。在这篇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Jenkin虽是保守党政治家,但并未阻碍《报告》的出版,事实上,保守党内部就是否要削减医保开支也是有争议的。同时,《报告》虽然经典,但确有一些问题,Jenkin亦有批评。

Jenkin P. 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he black report: a memoir[J].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2002, 16(3): 123-130.

一、《报告》的背景

在谈到《布莱克报告》文本前,也许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当时事件的背景。保守党政府于1979年5月就职,致力于建立对公共财政的严格控制,减少公共开支,并为逐步削减税收负担留出空间。在大选前夕,作为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影子发言人(注:“影子内阁”系在野党为准备上台执政而设的预备内阁班子,一般由下议院中最大的反对党领袖组建。),我得到了同事们的同意,即不会削减国民保健系统的开支。事实上,我在选举中保证,如果当选,我们将坚持1978年PESC报告中提出的前任的开支计划。尽管财政部试图确保削减开支,但我还是让内阁遵守了这一承诺。除了维持财政支出的计划增长外,我还得以恢复上届政府30%的资本投资削减。然而,很明显的是,除了一个可能的情况,我不能指望财政部在内阁同意的增长之外,国民保健系统的开支有任何显著的增长。

二、《报告》如何出版

Blume教授关于《报告》发端的宝贵说明,为我理解对所发生的事情,增加了很有用的方面。我被告知是Brian Abel Smith教授,在1977年2月第一次向Douglas Black爵士建议启动一项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类似于Keith Joseph爵士关于贫困循环( cycle of deprivation)的倡议。这项研究交给了David Ennals,1977年3月决定委托首席科学家组织的一个小组进行一项文献调查。Douglas Black爵士邀请了Cyril Smith博士、SSRC秘书、Jerry Morris教授和Peter Townsend教授来帮助他完成这项任务。那个月晚些时候,Ennals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第一步,是把已经知道的问题整合起来。”
结果,1979年大选后将近9个月,该报告才传到健康与社会保障部(DHSS)的官员手中。我的研究也证实了Blume教授的说法,即两位教授(Morris与Townsend)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差异。同样明显的是,与工作进展保持联系的健康与社会保障部官员,变得非常关注专家组正在使用的一些方法。

(一)《报告》的问题

当《报告》送交健康与社保部时,档案显示,官员们非常沮丧。这是因为,一方面,《报告》在分析健康不平等的原因时似乎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它提出了耗资超过20亿英镑的措施(后来估计认为更高),没有试图评估拟议的方案是否可行,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它将实现什么。
官员们写道,这是一个“不足为奇”的结论,即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导致了所描述的确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证据总体上呈现不佳,零碎地堆积在一起,与之相关的逻辑很难厘清;分析缺乏严谨性;有很多关于趋势和国际比较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启示。一个特别的批评是对最不平等方面的偏见,极富与极穷的数据只占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不符合主题的证据不予考虑。“研究团队”对某一特定解释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
考虑到我的顾问们的临时评估,我最初对出版持怀疑态度。有很多官员争论是否要出版《报告》,如果要出版,该怎么做。当他们能够就此向我提出一个明确的一致观点时,他们的争论结果是,可以出版,但在某种程度上部门的争论显然偏离了《报告》中的建议。
有趣的是,健康与社保部的医疗顾问则并不那么轻视。他们提请注意《报告》中一些更好的信息、改进统计数据,以及部门有必要就一些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他们告诫道,医学界肯定会期待一个适当的后续行动。

(二)《报告》的出版

1980年5月,我收到了向部长们提交的文件。该报告反映了上述广泛的批评,并将报告描述为消化了一半的数据和大规模公共支出建议的混合体。“它读起来像是一份来自于不希望承担真正职责的政党的政策宣言。(读起来像是一份键盘侠宣言)”
提交的材料继续讨论了是否出版,并得出结论,出版是不可避免的。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建议。推荐的格式正是最终推出的格式,一份政府内部出版物,非常简单,打字稿、软封面。我被建议写一个前言和文件说明,其实有几个草稿。(为了便于参考,我附上了一份已出版的前言副本。1)部长们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顾虑,尤其是实施“病人优先”(Patients First),直到7月8日,附有我前言的报告才准备好发表。然而,我们面临着时间问题。
有人向我强烈建议,这份报告提出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是不切实际的建议,不应卷入众议院目前正在审议的有争议的提高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直到众议院夏季休会后,《布莱克报告》才有可能发表。
(休会期间)为了确保《报告》能牢牢地置于公共讨论,(我们)向100多家报纸、专业期刊和广播媒体发送了副本,并通知他可以从健康与社保部获得更多副本。档案记载,大多数报纸都把这一通知作为报道的一部分。副本被放在众议院的投票办公室和图书馆里。最初。我们低估了下院议员们在休会的头一两周需要多少份副本,以及更多的副本被要出。可能是这一点引发了我们试图压制报道的指责。
《报告》在休会后第一天的下议院辩论中出现。在我开始辩论的演讲中,我说:“政府对这份报告非常谨慎是正确的。报告中的许多建议值得仔细考虑,我们正在考虑。”

三、《报告》的迷思

(一)医疗机会问题:穷富无差异

翌年三月,在Cardiff(威尔士南部加的夫)的一次演讲中,在我们做了更多的研究后,我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穷人比富裕的人获得国民保健服务的机会少吗?”?“如下所示:
“《布莱克报告》认为’是’,但他们明白解释数据的困难,并明确表示他们的结论是非常初步的。好吧,我的部门已经看了更多的证据。我们比较了卫生服务的使用总量,我们发现收入较低的人(其中更多的人可能是老年人)获得的服务往往比整个人口的平均水平高。”
经过巴斯大学(Bath University)的Collins and Klein的支持,我得出结论:
“在我们确定答案之前,还需要对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我正在考虑应该进行哪些进一步的研究。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好的健康。这就是医疗服务存在的目的,当我说“人民”时,我指的是所有人。”
我附上了那次演讲的新闻稿副本。我还附上了另一份1981年7月5日发布的新闻稿,其中我阐述了我们的RAWP政策,将其作为向贫困社区重新分配资源的主要手段,即希望实现三个最贫困地区的增长率是四个泰晤士河地区的6倍。
我很难接受有些将《报告》神化的段子,而这在某些圈子里流传至今。这份报告被一些左翼誉为未来政策的主要路标。尽管《报告》确实包含了一些有用的指标,其中许多已经影响到后来的政策决定,但《报告》的主旨有严重缺陷。其方法令人怀疑,其主要建议也极不现实。

(二)保守党人的澄清

我被指控隐瞒报道。事实上,我把它全文出版,把《报告》的副本发给所有相关媒体,让部门出售《报告》,当《报告》用完时,我下令重印。
有人指责我无视那些成本更低的建议。事实上,其中许多都得到了跟进,或委托进行了研究。在《报告》出版后的接下来几年,我的继任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引导资源流向贫困社区。
有人指责我不关心不平等。的确,我一直更关心贫困,而不是不平等。与我对Black的反应不同,我全力支持伦敦卫生规划联合会(London Health Planning Consortium)在1979年成立了Acheson初级卫生保健研究小组的倡议,1981年2月《报告》出版时,我说:“大臣们非常重视研究小组的工作,他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方式。由于这份报告完全针对伦敦市中心非常贫困地区的初级保健问题,我坚决驳斥我不关心的指责。”

------ End of this article ------

Copyright Notice 版权声明

Yuteng Yan by Yuteng Yan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闫誉腾创作并维护的Yuteng Yan博客采用创作共用保留署名-非商业-禁止演绎4.0国际许可证
本文首发于Yuteng Yan 博客(http://yanyuteng.github.io),转载请保留原文链接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