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_《布莱克报告》的前奏

《布莱克报告》发布于1980年8月,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科学界的健康不平等研究的发端(其实更早应是1930年代的Chicago学派)。这是一则《布莱克报告》的发端的趣事。作者系Virginia Berridge,英国历史学家、公共卫生史专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历史系教授兼公共卫生学科史中心主任,生于1946年。另,就《布莱克报告》前的健康不平等研究历史,或有两条脉络,我查阅后简录于文前。

一、布莱克报告的发端

《布莱克报告》前的健康不平等研究历史,或有两条脉络。第一条脉络是社会分层与健康问题,肇始于1939年美国芝加哥学大学罗伯·法里斯(Robert Faris)与沃伦·邓纳姆(Warren Dunham)就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健康的研究。随后的几十年间,致力于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家们逐渐发展出了健康的”社会因果论”与”社会选择论”解释机制。(Turner et al., 1995)第二条脉络是生命历程与健康问题。按埃尔德(Elder)回忆,或肇始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儿童福利研究所进行了三项有关儿童的开创性研究……它们关注的都是生命历程中的个人发展。”(埃尔德,2002:423)在六十年代,埃尔德逐步发展了生命历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并最终在1974年出版了《大萧条的孩子》,书中有相当篇幅讨论了童年经济受损对成年健康的影响。这项研究则深刻影响了生命历程流行病学的诞生,也将传统医学研究的时间框架从几个月、几年发展到了几十年乃至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Kuh et al., 1993;Halfon, 2014)
另,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历史,亦可参考比你优秀的人不如你能活?我们来聊聊健康不均这件事 一文,但其对健康不均的历史仍有一定疏漏。

二、布莱克报告的前奏

Berridge V.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Report: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Wilkinson[J].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2002, 16(3): 120-122.
在《布莱克报告》的研讨会期间,有过一次就卫生部健康不平等问题工作组最初是如何成立的讨论。Douglas Black爵士提到了英国政府劳工部的健康顾问、LSE教授Brian Abel-Smith(布莱恩·史密斯)的角色,以及Brian Abel-Smith与儿童贫困行动组(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的关系。随后,2001年5月,我在柏林前沿研究所(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与Richard Wilkinson(理查德·威尔金森)就健康不平等问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的一次谈话,揭示了该委员会的起源,以及媒体对决策的影响。注释包含了讨论内容及其随后的详细阐述。
Richard Wilkinson,当时作为诺丁汉大学的社区医学硕士,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做一项研究,研究不同社会阶层在死亡率方面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上下层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几乎是20世纪30年代的2到3倍,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差距略有扩大,在1950年代则急剧扩大,尽管当时实行了国家医保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ilkinson最初接受的是经济史学术训练,他把对阶级差异的解释局限于与阶级有关的社会和经济指标上。首先,他研究了20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住房、教育和就业,并将这些因素与伦敦和地方(county boroughs)的20种不同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比较。继而,他研究了这些地区的死亡率与个人消费和支出的不同项目之间的关系。统计结果证实了其他研究的发现,住房条件和职业死亡率等因素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不大,同时还证实了收入和死亡率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似乎是由于饮食和死亡率之间的强统计关系。他强调了穷人的饮食几乎都很差;而富人的饮食中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含有的脂肪稍稍多了一些。但是心脏病在穷人中更为常见,尽管在脂肪消费方面存在差异。
Wilkinson尔后将其学位论文改写,参加了一个由Van den Bergh食品公司赞助的学术论坛。尽管论文只获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Gill Gordon关于婴儿奶源的文章),但媒体还是注意到了这个故事。“所有报纸上都有,英国独立电台(ITV)的十点新闻(News at Ten)……以及通过一家新闻社,登上了很多地方报。”
1976年12月16日,Wilkinson在《新社会》(New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题为“亲爱的David Ennals(大卫·恩纳斯)”。文章开头是:“作为负责社会服务的劳工部长,你不幸地面临着自首次收集准确数字以来,社会阶层死亡率间的最大差距。”文章阐述了研究的基本内容,并着重一个政治性的挑战:“当然,你不仅要阻止这一趋势,而且要扭转这一趋势。”最后,它要求Ennals“成立一个紧急调查机构,调查这些问题并给出行动建议”。
这篇文章产生了影响,但直到第二年春天Wilkinson才意识到这一点。Ennals读了这封信,他的私人秘书Margaret Moodie(玛格丽特·穆迪)于1977年3月16日撰文专门回复了Wilkinson在《新社会》的文章。劳工部已经仔细检查了Wilkinson的工作,并已经在处理这些问题。她写道:“恐怕国务大臣没有被你说服,你要求紧急调查似无必要。”Wilkinson回信,并在她的建议下,安排了去公共和环境卫生部的健康系的人见面。两个星期后,即1977年3月29日,Margaret Moodie再次写信,将Ennals在3月27日向社会主义医学会(Socialist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表的演讲稿副本寄去,他在讲话中宣布成立布莱克调查团。在那次演讲中,Ennals强调道,尽管福利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健康方面的阶级差异仍在扩大,他说:
“采取补救措施的第一步,是将已知的问题整合起来。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为了不同的目的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但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以尽可能清楚地揭示出因果关系可能是什么,对政策的影响是什么,以及我们需要哪些其他研究。我已经启动了这些议题的研究。我的首席科学家已经任命了三位对此事特别感兴趣的科学顾问,并尽快委托他们进行全面调查。”
Wilkinson评论道:“很明显,设立调查的决定是Margaret Moodie在3月16日写信给我说Ennals不相信有必要进行调查之后不久,一些人犹豫不决地做出了设立调查的决定。”
4月1日,该部门的一封信随后通知他,Douglas Black爵士的“新团体”将于4月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注释:R. Wilkinson, ‘Dear David Ennals, New Society, 16 December 1976, p.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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