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

这本书购于2019年,但打开还是2020年9月了,在广州开往贵州黔西南州的火车上。其实火车不大适宜看书,颠簸、且有时过山洞,光线明暗变化,会影响下笔思路的持续性。但火车或又是最适合念书的地方,穿山而过时的幽暗,在止住了写字的同时,也被迫使哲思在脑海里更有条理;又如手机信号不连续,看书反倒成了有数的消遣。

丹尼斯・史密斯. 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Smith写的序言是有趣的。诚如Smith写道的,Elias的书写,是为了回答其自身生命历程中的困惑。一方面,回答其自身作为犹太人与德国人的认同矛盾;另一方面,他将这一广泛存在的认同感的困惑,进一步延展到国家作为个体活动的背景,如何影响个体及被个体影响,即侧面回应了一战德国为何比法国的现代化过程失败–德国人为何失败了?

“埃利亚斯的著述,尤其是《宫廷社会》、《文明化及其过程》和《德国人》,相当程度上正是他自己努力应对犹太人身份/认同(identity)和德国人身份/认同之间张力的斗争产物。”(埃利亚斯,2011:4)
“探索我们复杂的认同感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这两样东西之间的关联。那些社会过程塑造了这样的认同,反过来,它们又受到我们依照这种认同而行事的方式的影响。”(埃利亚斯,2011:4)

我想,作为中国人在理解埃利亚斯时是应可会通的,盖因二十世纪的人的国族/身份认同的撕裂感,是如此普遍,且不分地域、国家。如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回应了作为外乡人在台湾国族认同上的撕裂,是中国人内部的,对于白,可参见我在黔西南州日记时的提及。作为东北人,二十世纪初日本的满洲遗孤,在我的外祖母的叙述中也并不少见。
同时,又因二十世纪后发国家的挫败是如此正常。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间,回应其自身从国民党底层军官到美国教授之间,更宽泛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的认同感,乃及其背后的,中国为何比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失败、为何中国人要挨打。也是出自其自身的生命体验。

“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中国历史学界为什么对黄仁宇反感?

正因此,Smith对Elias的梳理,对于中国人是有意义的,不仅在于白、黄两位,而是知识界自五四以来对中国人、中国前途的迷思至今仍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如此近似,又可以为我们带来异国的反思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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