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e_从Parsons开始谈起

“长时间、习惯性地浅输入和浅输出,对于有志于追求智识生活的人真的有非常深远的伤害,对于复杂内容的专注力、表达力、理解力,都会被削弱。始终谨记项飙那句话:’阅读功力跟年纪很有关系,必须在一定的年纪以一定的力度去阅读,才能达到那种能力。’” —— ermanwei

晚上约了昱堃和兴龙吃饭。在翅客边吃边聊,话题逐渐深入,在广州念书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人生的幸运。最近半年我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偏技术性的人口学,理论阅读几近于无。虽然未来可能更进一步地陷入技术之中,但我始终对智识生活抱有敬意。如果说最近一年,我希冀未来智识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文学,那么晚上的谈话又让我对社会理论有了些旧情复燃,二者确实处理不同的问题,或是深入后,其实处理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
兴龙最近的硕论选题是写民国时中央大学的社会系主任孙本文,所以我们闲聊也是从社会学家开始。我之前看过清华系主任陈达写的日记,聊了些当时燕京学派、中央大学和岭南学派的分野,兴龙接过话也谈到芝加哥学派的Park和民国社会学的美国传统,继而谈到当时虽受美国影响,但四十年代的孙本文等人并未与Parsons有直接对话,反而,当时哈佛系主任Sorokin的理论在中国更风行一些。聊到Parsons对社会学理论的综合,不仅仅是承前启后的人物,按肖文明的看法,Parsons可算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我最近在做健康科学的综述,千禧年初,在历经半个世纪各学科的发展后,UCLA的Halfon等人推进了生命历程健康发展的理论(Life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 LCHD)。
我们闲聊的第一个话题,Parsons的综合和Halfon的综合是一样的么?兴龙的看法是截然不同,不仅仅是Parsons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理论的整合努力,LCHD仅勉强算是中层理论,更在于Parsons的整合背后,存在一个问题意识:“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后迅速变迁,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或按涂尔干意义的有机团结,社会的产生是近代的、机械团结的。昱堃补充道,Parsons将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理论,利用剩余范畴的方法,进行了统合,这一统合不同于当代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的努力,即通过社会网络(sna)或物理学的复杂网络来理解社会,在于Parsons的剩余范畴更像是,同时关注(经济学的)理性人,以及理性人视角下看不到的非理性人,而关系社会学不能算是深入理解的利刃,而更多地是一种窗口,他的视角是固定的而非全局解剖式的,关系社会学是宏大理论么,并不是,在于关系社会学更像是基于逻辑的,而我们无法理解通过逻辑行为理解非逻辑的情感行为,按此思考,我想起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通过数学模型分析搭便车现象,但这无法解释人们出于某些朴素情感时的牺牲行动。回到LCHD,其关注的仅是最表层的现象,按现象进行了汇总,这也是综合,但并不能算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论。
沿此,我们谈及了Parsons在讨论“社会是何以可能”时,是受前人影响,更受前前人影响,因此与其说后续的讨论是问题,不如说是沿着这一思路的发散。兴龙谈及当代社会学讨论的“结构与能动”的关系,在古典时代按古希腊的悲剧,如特洛伊战争中的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如俄狄浦斯面对的偶然与必然的命运,在某些时刻我们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昱堃提及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囚徒走出洞穴,又回到洞穴被同伴杀害,亦如希腊神话中为何多是半神的悲剧,人的无知亦然如此。昱堃又提及,最近政法大学的罗翔因为很多人将他作为人生导师,罗翔对此有一个讲座做了回应,谈及当代或沦入虚无主义,或转为笛卡尔的怀疑,但按无限细分下去的怀疑,问题也会撞上一个虚无,但怀疑本身是不是有意义的呢?当然,这是对笛卡尔的过分简化。但这些学术上的疑问,其实正涉及到了人何以生活的问题,这是人文学科在不同角度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
得知兴龙在文化社会学论坛投了一篇稿子,我问了一个问题,虽然也曾看过安拜尔等人的讨论,但心中仍困惑已久。“什么是文化?或者说如果给文化一个定义,你认为是什么?”兴龙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他说我这种提问本身,已经蕴含了一种回答。昱堃提起亚里士多德的“种加属”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成为了科学主义的滥觞,近代生物学中对动植物的分类是“种加属”的直观体现。而我这种试图给文化一个定义,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种加属”的习惯,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相对操作化的定义。但事实,对文化不能如此理解,这在于我们在何种尺度上谈及文化,国家层面是西方或中华,宗教层面是基督教或儒教,按新儒家的看法,抖音能够算文化么?余英时肯定不会同意的,但存不存在抖音文化呢?又是确实存在的。文化是弥散性的、差异性的、多层次性的。这又涉及到韦伯在做《新教伦理》时用的“理想类型”方法,来作文明的比较研究,“理想类型”不是“种加属”的,韦伯使用理想类型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性的,其也自称是社会科学的。兴龙因此谈到他前段时间写的文章,谈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事实上也在讨论韦伯“理想类型”的局限性。因此,对于“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方法问题。
此外,我们也谈及了当代政府合法性或正当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关联、理论、人生经验与定量定性方法的问题等。由于日记属事后回忆,有些问题已记不清楚。我们大约在七点吃完,饭后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不同于去年的争论居多,今年我能够更平和与温顺的倾听了。系统性的阅读与持续性的反思,对有志于清醒生活的人是必要的。昱堃有着理工科背景,兴龙有着伦理学背景,我在同他们的对话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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