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_Reshaping Life with Pain and Fortune——Dual narrative of depressive patients

在大陆的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往往过多地将抑郁患者视为被动的客体,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抑郁患者的能动主体地位。但抑郁经验实际并非简单地、消极地压抑着抑郁患者,在这一特殊的生命体验中,抑郁患者同时也积极地重塑了其自身与家庭、朋友及社会间的关系。未来对抑郁症的医学社会学研究,或许应更多地关注抑郁患者的主体性。

我对抑郁症患者生命体验的兴趣十分偶然,主要是我的朋友Luyo作为抑郁症患者,近来同我的倾诉,我非常同情她的境遇,诚如朱津(Zukin)在她的博士论文写作中曾谈及,”我是一名社会学家,我有义务帮助他们。”虽然媒体已有多年的去污名化努力,抑郁在中国社会仍然是相对耻感的话题,在我们的经验中似乎存在一个吊诡,即愈发广大的抑郁群体与仍然羞耻的抑郁身份。在对抑郁患者的逐渐深入接触后,诚如黑塞在《荒原狼》后记中的独白:”只有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在中国社会从乡土向现代的疾风骤雨式变迁中,学界也往往忽视了大时代下微弱个体的生命经验。
因此,我希望通过医学社会学的理论路径,去理解我的朋友Luyo及其他广大却隐匿在人群中的抑郁朋友们,他们在抑郁的影响下究竟处于何种境遇,抑郁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体验?

一、医学社会学理路下的慢性病研究

在传统的西方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帕森斯(Parsons)将患者角色定义为一个仅仅寻求治疗和服从医生安排的被动角色,事实上帕森斯的理论观点也的确大体上反映了美国1950年代典型的医患关系。
但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医患关系的变迁,大量学者开始批评帕森斯的概念中包含了太多的”假定存在某种家长制与患者单纯地相信医生,及忽视患者观点、忽视患者同医生的挑战、忽视患者谈判、合作与规避的能力”等问题。这样的批评成了”医学社会学的家庭手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医学社会学界逐渐开始强调慢性病患者偏爱主动或至少是合作地参与其自身治理的决策进程(Rier D,2000)。应当讲,疾病叙述主导了后帕森斯时代的医学社会学,这是一个患者与社会学家开始揭露信息并频繁参与临床决策制定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卡蓉(Charon Rita)提出了叙事医学的概念,认为应当培养医生对患者故事进行认知、吸收、阐释与共情的能力(王一方,2013)。
在后帕森斯时代中,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另译克莱曼)将叙事理论进一步发展,为理解不同文化中慢性疾痛患者的生存状态付出了卓越的努力,并进而使疾痛叙述这一概念发展成为跨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在凯博文的叙述中,疾痛叙述包含了个人、文化与社会意义的三个层面,其中如个人意义,即是对病人个体生活的影响,乃及病人及其周围他人(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影响(克莱曼,2008),对慢性病患者及其亲属经验的研究肇始于最近二十年,并不断拓宽着我们对经验复杂性的认知(Hasman A、Graham C、Reeves R,2006)。

二、中国抑郁症研究的客体化路径

不同于国外近二十年来对患者主动性的关注,国内的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及生物医学领域,仍然过多的将患者视为被动性的客体,目前对抑郁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的三个方面:
(1)在局外以研究者的视角分析抑郁症患者的心理、人际及病痛特点(李德诚、胜利、凯博艺、马崔、沐楠、凯博文,2007;蒙玲莲、沈春琼、倪红梅、沈红艺、何裕民,2012;高成新、刘洁,2016),比如研究认为抑郁患者的心理动态反复挣扎而不易被治愈、人际交往大多不和谐;比如中国的抑郁患者往往会在躯干体现出心绞痛的特点,但美国却不是这样,这一领域以生物医学居多。
(2)或延续凯博文的社会-文化框架下的抑郁症研究,论述医学权力下的抑郁症与躯体化现象。(田旭升、程伟,2006、2007;缪绍疆、赵旭东,2008;陈剑梅,2011)比如由于医患话语体系的分疏,现代的专业医学语法驯化日常知识,抑郁病人首先要进行病理性检验,如果并未呈现病理性症状,感知性的躯体化疼痛是被忽视的,在现代医学模式下,作为患病主体的人消失了,只留下一堆待检验的症状。(吕小康、汪新建,2012、2013)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的主场。
(3)或将抑郁症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国家框架中理解,论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影响了地方社会行动者的抑郁体验(萧易忻,2016)。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我认为事实上属于基于凯博文”社会-文化”框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进一步推广。
近年来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抑郁症患者的主体性叙述地位,将抑郁症视为其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视为不全然是被动的经历,并为之做出了一定努力。这些努力一部分聚焦于抑郁症患者间的互助互动(王思萌,2010),一部分聚焦于抑郁症患者与其家人、朋友的互动(沙莎,2014),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抑郁症患者并非完全被动的客体,而实际上具有相当的能动性。

三、研究问题:超越二元对立的抑郁症描述

正是基于既往文献的梳理,我发现中国大陆的医学社会学或医学人类学研究,相较于西方世界,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自主叙述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同时,中国研究由于深受凯博文影响,后续研究被锚定在凯博文影响更大的社会-文化的抑郁症研究框架内,但这不仅相当程度上忽视凯博文的个体能动层面的论述,将凯博文的工作简单地归为一种结构视角(Pappas,1990);同时也使得后现代的、基于抑郁症患者主体的叙事研究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介于慢性病与急性病、精神性与生理性的抑郁症被过多的客体化了,而这正是我在同Luyo及其他抑郁患者的持续性地对话中所不断反思的。在医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的抑郁症患者在哪里?某种程度上,抑郁症患者同ICU病房中的患者一样,其主体性的声音被抹杀了(missing voice)。
正是基于此,我希望了解抑郁症如何影响了抑郁症患者的生命体验,抑郁症是否改变了抑郁症患者原有的精神气质、自我理想及社会态度?同时,抑郁症如何影响了抑郁症患者的人际网络(如朋友、恋人、家人),他们的相处模式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抑郁症患者是存在一定能动性的,那么抑郁患者的能动性在上述进程中如何体现?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未来学界应当作出一定的解释,更重要的,也是要借此为外界了解抑郁症群体打开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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