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_后布迪厄时代

我以前时常感觉理论好像和现实是蛮割裂的,如果我们做研究,理论是理论的,经验研究是经验研究的。但近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不同的就有两点,(1)一方面,社会学理论是为了经验研究的,如果这些理论不能用于经验研究,我觉得这个理论就玄学,就不是社会学的。(2)同时,社会学理论一定是可以在经验中得到发展,也就是能够做理论对话的。
当我们谈社会理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玄学,所以我上周末和龙哥一起看Weber,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分歧,我回去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和龙哥学科背景不一样,我本科是社会学的,龙哥本科是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看理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我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分歧可能也在于一篇论文已经指出来的,这篇论文来源于孙宇凡的推介,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裨益。

一、社会学家的世代

(一)什么是理论:Theory A & Theory B

Abend G. The meaning of ‘theory’[J]. Sociological Theory, 2008, 26(2): 173-199.
孙宇凡理论划分

“Theory A:观察和检验我所观察的世界,得到数据检验的理论。不管这种数据检验是通过民族志式的意义诠释,还是量化学者的变量分析,都往往不倾向有价值判断。我借用Isaac Reed的形容,研究者在此过程中类似于戏剧观评者,把自己观察到的世界评论和转述出来。在评论和转述过程中,观评者可以从主角的个别意义表现,认为这个戏剧虽然好看,但世界更大,我只评论这个戏剧,也可以从角色分布的抽象模式入手,认为这个戏剧就是世界的缩小版。格尔茨分析斗鸡,量化学者常说的教育和地位获得关系,都归为这种理论类型。
Theory B:观察和检验社会所在的世界,得到超验的范畴框架。我们往往说的某些欧洲理论流派,比如风险社会、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指的就是此类语义。他们作为安乐椅上的观察者,往往可能有数据检验,但这种检验不是必需的、而是可有可无的。而且,这种理论往往带有价值判断,或批判或重构。
Theory C:观察和检验经典文本世界,将理论视为理论史。不同于看我所见世界、看社会世界,文本世界的理论研究就是释经者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常常将理论学者视为韦伯专家、涂尔干专家的原因。此类学者,也可能用数据检验,比如讨论齐美尔理论的当代适用性,但这种检验也同样是可有可无的。由于只限于释经,所以他们也不会讨论对世界进行价值判断。”

解经这种方式的确对于普通人是很难做一些理论贡献的,孙宇凡的老师,吕炳强老师讲他当年为什么可以做海德格尔,是因为他的朋友是海德格的关门弟子,手把手教的,我们缺乏这个机会去真正理解经文。这个观点我后来又和龙哥讨论了一下,他受李猛的影响很大,我再次反思了一下,解经的确是theoryA和B的基础,这个还是可以进一步再讨论的。

(二)英美理论家的世代:布迪厄的理论地位

Emirbayer M. Proposal to Edit Sociological Theory[R].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16, 1-5.
孙宇凡的memo中,提及了Emirbayer的proposal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线索,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的世代划分,可以整理成以下三代。我在他的基础上加了几个和布迪厄相关的人物。这个划分是孙宇凡的贡献,我只是借用过来。

1、“贰零后、四零后”:20世纪20到20世纪60年代年间完成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

李猛讲,韦伯1920年去世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谈及布迪厄,暂且直接从帕森斯开始谈。帕森斯直到1946年成立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1949出任社会学会理事长之后,才逐渐扩大其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之前其实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是芝加哥学派,帕森斯的功能论还没有扩及整个社会学界,比如米尔斯是1942年毕业,他的思想受帕森斯影响就小很多,这其实也为后来反帕森斯,乃至今日刘思达拓展芝加哥生态理论埋下了伏笔。

2、“六零后”:20世纪60和70年代年间完成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

包括:Wright, Joas, Alexander, Swidler, Camic, Abbott, Somers, Burawoy, Calhoun, McAdam, Zelizer, Fligstein, DiMaggio P, Collins, Sewell, Cockerham, Margaret Scotford Archer

3、“八零后”:20世纪80和90年代完成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

包括:Brubaker, Lamont, Steinmetz, Gorski, Adams, Martin, Wacquant, Wimmer, Smith, Lichterman, Bonilla-Silva, Emirbayer

4、“零零后”:是21世纪以来出道的社会学家

包括:Tavory, Reed, Benzecri, Khan, Decoteau, Desmond, Vaisey, Lizardo, Liu S

(三)法国理论家的世代:布迪厄的社会网络

法国社会理论家

二、布迪厄的理论发展

(一)文化资本与教育:Theory A 定量

1、西方研究

A.支持:支持

DiMaggio P.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2: 189-201.
早期学者研究文化资本是否对美国高中生成绩有影响,在控制了家庭背景与能力后,文化资本对于成绩有显著影响,且发现文化资本对男女性别也有差异(DiMaggio P,1982)。

B.不支持:家长参与、人力资本削弱布迪厄

Davis J A. Achievement variables and class cultures: Family, schooling, job, and forty-nine dependent variables in the cumulative GS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2: 569-586.
De Graaf P M.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6: 237-246.
Katsillis J, Rubinson R. Cultural capital, student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al reproduction: The case of Gree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270-279.
但同年也有利用NORC普遍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论文反驳,论文显示并未支持文化资本的影响(Davis,1982),后续研究也不断质疑。
此后,格拉夫(Graaf)以荷兰CBS调研的1977年生活质量调查为基础数据,检验了两个假设,一个假设是父母的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正在衰退,另一个假设是父母的文化资本影响力正在上升。但最后研究显示,经济资本影响力在1950后消失,文化资本影响力在1950前微弱,在1950后甚至更微弱。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影响因子,也即高文化资本里的父母参与与儿童教育取得是极为关联的(De Graaf,1986),这或可说明父母参与削弱了文化资本理论。
同时,学者对希腊高中生的调查研究显示,家庭阶级或社经地位对子女学校教育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父亲的阶级位置与家庭社经地位决定了学生文化资本,而没有证据表明个人的文化资本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成功的取得,也即希腊的再生产是通过学校、学生能力和努力保持且合法了这一进程(Katsillis、Rubinson,1990),这项研究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而同格拉夫一致的是,鲁滨孙等人(Rubinson)也并不支持文化资本理论。

C1.支持:进一步引入民族变量

Kalmijn M, Kraaykamp G.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ing: An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6: 22-34.
Carter P L. “ Black” cultural capital, status positioning, and schooling conflicts for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youth[J]. Social problems, 2003, 50(1): 136-155.
但随后的学者则在进一步划分种族差异后,支持了文化资本理论。卡密(Kalmijn)等人运用1982、1985年SPPA(the Surve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rts)对美国黑人和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的调查数据显示,1900到1960世代中,父母的文化资本是起重要作用的,且文化资本对黑人的作用大于对白人的作用,当考虑了主流文化中种族融合因素后,高文化实际关联了高学习机会的获得,论文由此指出文化资本也许是为少数特权阶层的少数族裔提供了一个上升的渠道(Kalmijn、Kraaykamp,1996)。
在主流与边缘化或种族资本研究方面,也有学者通过对44个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的深度个案访谈,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确切影响了个人对未来生活预期,并进而影响个体最终成就(Carter,2003)。

C2.支持:进一步细化文化资本测量等

Egerton M.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gender[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997, 11(2): 263-282.
Dumais S A.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2: 44-68.
在卡密论文发表翌年,埃杰顿(Egerton)在细分父母的职业后,也支持了文化资本理论。其对英国NCDS(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的数据研究显示,11岁儿童的测量表现中,作为专业人员的父亲比作为管理人员的父亲,子女在教育上更容易取得成功;专业性家庭因素有利于子女获得教育,并进入专业性职业;文章也有谈及性别因素的影响,对于管理人或经理的子女的教育取得方面,女孩的劣势更为明显(Egerton M,1997)。
晚近的一些研究则更广泛的拓宽对文化资本的测量,进一步支持了文化资本理论。杜马斯(Dumais)运用NELS(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中对美国八年级的男女生进行惯习与文化参与测量的调查数据,其发现在成绩影响方面,布尔迪厄的惯习对男女都有作用,且文化资本对女生始终有作用,而控制惯习后,文化资本才对男生有作用(Dumais S A,2002)。

2、中国研究

A.不支持:台湾与大陆

孙青山, 黄毅志. 补习教育, 文化资本与教育取得[J]. 台湾社会学刊, 1996 (19): 95-139.
Zhou X, Moen P, Tuma N B.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94[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8: 199-222.
洪岩璧,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 社会学研究,2014,29(04):73-93+243.
早期学者利用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数据,发现文化资本对教育取得的影响并不明显(孙清山、黄毅志,1996);同时大陆周雪光在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中也发现,高等教育或职位的父亲不一定会促进下一代的教育成就(Zhou X、Moen P、Tuma N B,1998)。
晚近,洪岩璧等学者也通过对2009年一项全国城市地区中小学生及家长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子代教育方面,中产阶级父母在资本投入上有显著优势,但在家庭教养态度惯习上却和底层阶级父母无甚差别。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的阶级差异仍主要表现为对资本占有的差异,中产阶级并未在阶级惯习上显著区别于底层阶级。所谓的阶层固化也主要是经济资本构筑的壁垒而已,不同阶层尚未在内在性情上呈现显著区隔。

B.支持:大陆

文军,李珊珊.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上海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比较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50(04):101-113.
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通过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三个场域实现了文化资本的”三重再生产”,体现在孩子身上就是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不同。研究表明,父母和孩子都是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再生产的参与者,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明确了阶层之间的界限,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导致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甚至阶层壁垒的形成。
这些经验研究似乎是大陆社会学做的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能算是理论对话的,虽然可以讲这是一种经验性的贡献,TheoryA的贡献,但我仍然觉得更多地是借用一个理论来解释现实,大陆社会学对布迪厄的理论发展还是较少的,所以接下来我将引入到更具有意义的研究,也即是理论对话的文章,有理论的贡献,对布迪厄的理论的确做了发展的文章。

(二)布迪厄与分支社会学:Theory A 思辨

1、医学社会学:科克姆论生活方式

Cockerham W C. Bourdieu and an update of health lifestyle theory[M]//Medical sociology on the move.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127-154.
布迪厄从未出版过健康或医疗社会学的书,但他的很多想法,特别是惯习(habitus)与各种形式的资本(如社会、文化)在健康及相关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模型。布迪厄理论的优点在于,其承认结构在形塑并决定人类社会行为及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角色。在健康社会学及更普遍的社会学脉络中,结构功能主义衰落、行动者取向理论盛行了几十年后,这一方法让我们转回了有结构意识的方法。

Cockerham W C. Health lifestyles and the search for a concept of a gender-specific habitus[J]. Social Theory & Health, 2018, 16(2): 142-155.
因此,尽管概念化仍是相对模糊的,但基于性别的惯习在解释健康生活方式差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阶级差别可能占主导地位,但性别差异也影响着惯习的世界观。本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建构了可供比较的基于性别的男性与女性惯习模型。虽然在现实中这两种纯粹形式可能并不存在,也不适用于所有男性或女性,但它们仍然可以用于判断基于性别的惯习产生的与健康有关的性情差异。在没有任何既存模型的情况下,它们为性别化的惯习提供了一种基线参考,并帮助我们从理论上解释男女性别与健康相关的不同性情倾向。惯习是健康生活方式理论的核心,惯习的运转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其如何超越了那些阶级理论,增加了我们对经验世界中的健康生活方式实践的理解。

2、组织社会学:迪马乔与新制度主义

Bourdieu P. The Dynamics of the Fields[M]//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ought: Themes and theories.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2005:175-183.
在生产领域逻辑与消费领域逻辑之间保证客观协调的功能和结构的同源性(homology),事实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特殊场域都趋于受相同的逻辑支配(比如高级时装或绘画、剧院或文学),比如根据占有特殊资本的多寡(又如年龄的高低,常常同总量相关);同时也源于另一个事实,即在每一个案例中,富人和较不富裕的人就某些特殊资本建立起来的对立其实是互相同源的(homologous),如既得者与外来者、老人与新人、卓越与虚荣、后卫和前卫、秩序和运动等(其实这也意味着存在着大量的不变量),构造了社会阶级(支配的与被支配的)的场域与统治阶级(统治阶级部分与被统治阶级部分)的场域也是同源的。

DiMaggio P. On Pierre Bourdieu[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84(6): 1460-1474
Dimaggio P J .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147-160.
Wang Y. Homology and isomorphism: Bourdieu in conversation with new Institutionalism[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67(2): 348-370.

3、政治社会学:斯泰因梅茨论国家

Steinmetz G. On Bourdieu, Sur l’Etat: field theory and the state, colonies, and empires[J]. Sociologica, 2014, 3: 1989-1992.
布迪厄在其有关国家(state)的论述框架内连接了很多“结构主义”的松散方面,场域理论已经被很好的发展了,但一些近似的主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发掘,比如次场域(subfields)、同源(homology)与同形(isomorphism)概念的进一步理解,或者本文此处提出的领土(territoriality)问题。最后一个十分重要的,布迪厄尚未厘清的问题即是其创造性客体(creative subject)理论,他在《帕斯卡尔式沉思》和其他一些研究中提出的。布迪厄的读者必须同意,没有什么比他的思想更能抗衡他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持续性地推动这一名为新布迪厄主义或后布迪厄主义的运动,而本文对布迪厄有关国家论述的讨论是这一后续的开端。

4、职业社会学:刘思达对芝加哥学派的再发展

刘思达. 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M].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Liu S, Emirbayer M. Field and ecology[J]. Sociological Theory, 2016, 34(1): 62-79.
布迪厄场域理论与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的对话。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场域与生态学的理论比较,这二者各自发端于布迪厄与芝加哥学派。虽然场域理论与生态学理论共享了一套类似的行动者、位置、关系概念,二者在结构的同形(structural isomorphism)、暂时性(temporality)及社会心理学方面趋同,二者的确在几个方面是不同的:权力与不平等、内生性(endogeneity)、异质性、隐喻性资源(metaphorical sources)及抽象概念(abstraction )。通过对二者的细致比较,本文提供了社会理论家门与经验研究者们能够持续性对话的基础,比如社会空间的本质、其结构的与动态的构成,及其随着时间的变化。

5、社会学的方法论转向:安拜尔论变量社会学到关系社会学

Emirbayer M.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2): 281-317.
Emirbayer M, Johnson V. Bourdieu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J]. Theory and society, 2008, 37(1): 1-44.

(三)布迪厄的元理论再发展:Theory B

1、概念的整合:结构与能动

(1)结构:休厄尔对吉登斯与布迪厄的弥合

Sewell Jr W H.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8(1): 1-29.
结构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之一,也是难以理解的、尚在建立的概念。Sewell对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概念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做了批判与再组织,试图发展一个结构的新理论,将人类代理人(human agency)发展为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将变化的可能性引入结构概念中,以弥合符号论与唯物论在结构观念上的分裂。

(2)结构:反思休厄尔,再思列维施特劳斯的方法论结构主义

Lizardo O. Beyond the antinomies of structure: Levi-strauss, Giddens, Bourdieu, and Sewell[J]. Theory and Society, 2010, 39(6): 651-688.

This requires a reconsideration of Levi-Strauss’ origi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which I argue is a sort of “methodological structuralism” that stands sharply opposed to Giddens’ ontolog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notion. I go on to show that Bourdieu’s contemporaneous critique of Levi-Strauss is best understood as an attempt to recover rather than reject the central implication of Levi-Strauss’ methodological structuralism……I close by conside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nalysi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rather neglected “methodological structuralist” lega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 analysis.

(3)能动:安拜尔论能动

Emirbayer M, Mische A. What is agenc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 103(4): 962-1023.

(4)能动:埃尔德瓦斯的引介嫁接,认知神经科学与布迪厄的对话

Elder-Vass D. Reconciling Archer and Bourdieu in an emergentist theory of action[J]. Sociological Theory, 2007, 25(4): 325-346.
孙宇凡的解读非常简洁有力:

“我们都知道Bourdieu谈惯习这个概念时,让人看出社会转型甚至革命的主体在哪里。显然,一个沉沦于惯习和倾向性的行动者,肯定不是反思式主体。
(1)第一,诊断梳理作为二手文献清理。后来学者对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大多承认了他没有谈到反思性问题,这也确证了Elder-Vass的立论基础。
(2)第二,人物志作为内在批判与新可能性。他回到布迪厄文本,从他提出的反思社会学主题、磁滞效应、外在性的内在化等角度认为,布迪厄的理论有潜力接受行动的反思性。们都知道布迪厄提出了“反思社会学”,意思是我们做社会学的,要主动去反思和打破学界的条条框框,不要变成笨脑筋。那凭什么学者就能这么反思,老百姓就不行呢?凭什么学者在学术场域里,惯习就不那么有倾向性,老百姓在日常生活的场域里就被象征符号所宰制,变得那么有倾向性呢?
(3)第三,整合的理论基于引介架接。正如上面所述,我们社会学者现在的基础概念,大多还沿用结构、行动这些老概念,所以更多的时候只是“换汤不换锅”。Elder-Vass是借用了John Searle等人的心灵哲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成果,把惯习理解成存储在神经元网络上的潜意识信念,把反思性理解成面对新情境、有意识的决策,而精神意识则是神经元物理属性的迸生属性,二者在不同层次上。”

2、人物志对话:蒂利、艾利亚斯与布迪厄

Emirbayer M. Tilly and Bourdieu[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10, 41(4): 400-422.
论文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布迪厄和蒂利最相似的社会学观点;第二部分则讨论了二者的关键分歧。结论提供了一个对二者在社会科学中理论贡献的重要评估。
Paulle B, van Heerikhuizen B, Emirbayer M. Elias and Bourdieu[J].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12, 12(1): 69-93.
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在于揭示布迪厄与艾利亚斯之间深层的概念相似;其次,本文试图论述,由于二者的发散的敏感性,当我们将二者比较时比单独地谈论二者能产生更多有意义的想法。沿着二者的三个核心概念,惯习、场域/轮廓或成形、权力/资本(habitus, field/figuration, and power/ capital),本文揭示了他们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前辈(思想);尔后本文勾勒了二者如何利用重叠的三个概念去解释一系列经验现象。为了更好的理解二者尚未探索的重合处,作者同时反思艾利亚斯与布迪厄对身体中心的体育世界的启发。结论认为,当我们同时回头看艾利亚斯与布迪厄的理论时,我们将能更好地概念化并调查人类社会。

3、概念的梳理:磁滞与场域

Strand M, Lizardo O. The hysteresis effect: theorizing mismatch in action[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17, 47(2): 164-194.
Krause M. How fields vary[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69(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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