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Network? A Discussion Between ANT and SNA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东方出版社,2005.
当我们在读拉图尔(Latour)的《科学在行动》的时候,拉图尔所使用的网络概念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s Analysis)学者们所使用的网络概念是相同的么?
我在查阅了国内论文后,发现二者的对话仅有一篇今年刊印的一页文章(李晓冉,2018),国内对拉图尔的大量讨论仍聚焦于ANT(Actor-Networks Theory)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科学哲学方面(郭荣茂,2014;刘文旋,2017;郭俊立,2018),学界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辩证是十分具有意义的,但过多的形而上讨论,是否也忽视了拉图尔在经验层面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拉图尔的网络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并试图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似是而非,即网络概念在行动者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使用是一致的么?如果不是,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差异?我将主要借助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的维泽克教授(Vicsek etc. ,2016)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文图里尼教授(Venturini etc. ,2018)的论文展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即ANT与SNA的概述、ANT与SNA的整合,及ANT与SNA的未来展望。我认为,ANT与SNA的对话有助于彼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ANT与SNA的理论概述

尽管网络科学已经在社会科学中发展多年,网络这一概念对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学者们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的,许多不同的网络研究方法不断发展。但相对来讲,很多理论与分析的发展相互独立,并使用着不同的术语与范式。维泽克系统对比了行动者网络(ANT)与社会网络分析(SNA)的相似与差异,我将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讨论。

(一)二者的历史脉络:不同的哲学流派

回溯行动者网络理论,应当在更广的STS(科学与技术研究或科学、技术与社会)脉络中思考,STS聚焦于分析社会因素如何在科学事实与技术产品的诞生中发挥作用。
STS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技术的社会塑造(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与《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开创性地定义了STS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虽然二者有些差异,但都强调社会力量与行动者在技术产品、系统与网络发展中的作用。正是在STS的支持下,巴黎矿业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 de Paris)社会学发展中心(CSI)的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约翰·劳(John Law)等众多学者进一步发展了不同于STS学派的想法,即行动者网络理论。当然,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受到其他学者的影响,如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Vicsek etc. ,2016)
不同于ANT理论正式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科学自1920年以来便已开始发展SNA的理论与方法论。
二战前,人类学与社会计量学率先探索,斯科特(Scott)认为社会网络分析在1960年代前主要有两个重镇,一个是人类学专业的曼彻斯特学派,包括格鲁克曼(Gluckman)、巴恩斯(Barnes)、博特(Bott)、米切尔(Mitchell)等人;另一个则是社会学专业的怀特(Harrison White)与哈佛学派。其中,怀特与弗里曼(Freeman)的图论研究深刻锚定了后续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在1990年代,SNA开始了更自然科学的转变,新范式虽然是社会学发展的,但开始大量的应用数学,定量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总的来说,SNA对研究问题的测量、希冀得到普遍性的结论,及其纽带(tie)与网络位置(position)的概念的客观性,应当被视为实证主义范式中的一种。(斯科特,2016)

(二)谁是科学家:ANT的理论概述

在ANT与SNA的对话前,有必要简要地基于《科学在行动》一书梳理拉图尔的ANT理论,由于这本书成书较早,我将在其中穿插一些学者对ANT的晚近评述,这一梳理有助于厘清拉图尔的一些基本概念,为我做ANT与SNA对话做必要铺垫。
正如拉图尔写道的:“科学家不仅在与工业命运的联姻中获得了成功,而且也在把工业的命运联姻于国家命运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军事的发展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不是一种奇特的巧合,也不是一种不期而至的演变……正如国家的生存一样,身体的生存是一个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主题。”(拉图尔,2005:283-286)事实上,如果我们概括行动者网络理论,其最初目的即试图理解科学与工程在建立更广阔与更复杂的网络中的基础作用。同政治博弈中的政治行动者们一般,工程师与科学家为获取并保持权力,也试图建立并维系同盟。不同的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们试图在不同的社群间建立同盟(Sismondo,2010:65-74)。
那么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如何表述这一观点的呢?就是其对实验室中谁是科学家的问题的探讨,也正是在这一探讨中,拉图尔阐述了影响深远的ANT的面纱。
在这一探讨中,拉图尔逐渐揭示了科学研究的不纯粹性,发人深省地提出了,科学研究是社交性的。这一方面需要外部的支持,比如其举例了早期地质学家赖尔的研究,“既要激发绅士们的兴趣,还要激发政府高官们的兴趣,还要使一些公司相信,地质学也许与他们的目标相关并能够服务于他们的目标……例如发现新的煤炭储量、以别的东西替代战略矿藏、开疆拓土、绘制新的地图等等。”(拉图尔,2005:249-250);另一方面也需要内部的存在,比如其举例了巴西的科学家约奥在芯片领域的研究,“在一个仅由一人组成的专业领域里会发生些什么呢?正是这个问题使约奥极其沮丧:甚至专业的内部也消失了……约奥最终也不知道在MOS技术中哪些是真实的东西,哪些是虚构的东西。”(拉图尔,2005:255)也即“只有当资源的总量足够多时,大量意见相左的反专家才能被吸纳在内,而且彼此制约。这种反对意见反而提高了这场证据竞赛的价值,增加了力量的考验的多样性,重新涉及了新客体,而这个新客体反过来又可能被用来转译更多的外部兴趣。”(拉图尔,2005:256-257)此外,这一不纯粹性也体现如科学的科层化特征,“科学家中存在着所谓的层级化(stratification)。这种不对称改变了所谓的某个科学家伙某个主张的透明度……大多数的主张、论文和科学家恰恰是不透明的……层级化不仅存在于科学家的生产能力中,也存在于制造科学的手段中。”(拉图尔,2005:277)。
因此,究竟是谁在做科学研究呢?是外部争取项目的“老板”,还是内部兢兢业业的“民工”,拉图尔认为不同于传统的二元对立,即要么是把所有支持者都算是在科学,要么如扩散模型认为的只算实验室里的研究者,拉图尔给出了一个动态的框架,即“一种内部/外部的区分变成了外部招募感兴趣者(社会网图)和内部招募新的同盟(技术网图)之间的相互颠倒的关系的暂时结果。随着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所谓内部和外部的构成都会发生变化。”(拉图尔,2005:267)“这种双重运动的结果,是在唤起外部兴趣的力度和内部工作的力度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的局面。”(拉图尔,2005:262)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ANT的这一论述,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论(Relationality)具有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关系论在其最通常的意义上即实体并不在其自身包含要素,他们的地位与边界是由他们与其他实体的关系而形成并塑造的,同后结构主义近似,ANT也是反基础主义的,即其试图避免通过某些特定的因果关系来阐释社会变化。(Vicsek etc. ,2016)。
应当讲,ANT利用各种各样研究的背景,如实验室、会议室,或任何科学事实可以被应用的场所里,帮助我们理解科学事实与技术产品是如何被确立的(into being),其挑战了以往大众对科学与技术运作中根深蒂固的思路,揭示在科学事实被广为接受为硬事实(cold, hard facts)或技术产品在其完成安装并运作前,其真实情况是十分混乱的,充满了不纯粹的事件,由此ANT质疑科学事实或技术产品也许并非纯粹的,人类活动不可以简单地被理解为不受外部力量或其他限制干涉的纯粹自治的活动。
同时,ANT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在于其观察到,科学在未确立前的混乱,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力量与影响(社会、政治、金融等)会在其最终确立前形塑、建构这些实体,但当最终确立时,这些实体会变成新的黑箱,成为更广阔网络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操作者或使用者不再能质疑这些实体如何工作或他们由什么构成,只有当机器故障时,或不再能配合其他网络中的实体时,我们才会反思网络,因此,这即意味着人类和非人类元素都可以是其网络的一部分,并具有特定的“利益”。维泽克就此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们写论文时,一个电脑只是一个电脑,但是当电脑死机了,我们开始思考到底是系统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只有在这个时候,电脑开始成为了由不同碎片组成的网络,也即是说我们以前是把电脑作为黑箱使用的。ANT试图理解到底在黑箱日(black-boxing day)前发生了什么?其试图还原社会与其他并不纯粹因素是如何逐渐从自然事实、理性且高效的技术产品中消失的。(Vicsek etc. ,2016)

(三)何为网络:ANT与SNA的比较

在简述了ANT的主要观点后,我们将目光转向更细致的探究。维泽克将ANT与SNA的差异总结为14点(Vicsek etc. ,2016),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将之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理论渊源、研究目的、研究手段,及概念界定。
首先,我们在之前理论背景一节中已经回溯了两种理论的不同理论渊源,二者在社会科学中的不同领域,ANT更偏向于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科学研究领域,SNA则更偏向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研究领域,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科期刊与会议,因而可以理解,为何二者采取了不同的认识论与本体论观点,这也促成二者使用了不同的研究风格、核心概念,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来陈述研究结论。
其次,二者的研究目的不同,ANT试图陈述不同实体间的联系,挖掘更复杂的事实并不试图量化联系的强弱;SNA则基于特定的公式目标,利用假设检验等统计手段,试图提炼抽象事实或建立一个可以在各种环境下通用的模型的方法。
再次,二者的研究手段不同,获取网络节点的方法不同。ANT经常利用开放的、定性的跟随行动者方法,诚如拉图尔论述道的:“我们第五条方法规则将陈述如下:我们应像我们所追踪的各种不同角色一样,不去判定技术科学由什么组成;这样一来,每个时期的内部和外部的分界线就得以确立,我们应同时追随两个方面。”(拉图尔,2005:292)而SNA的研究对象则经常是依据网络定义或抽样方法而被选择的,弗里曼(Freeman)曾总结SNA范式有四种特点,即使用系统性收集的关系性数据分析、依赖图论、偏爱计算机、可视化图形(Freeman,1978),这些无疑是更属于定量研究的,当然,具有意义且有趣的可视化网络也可以在混合方法研究中辅助叙述访谈。
最后,我们终于开始了本文最为重要的讨论——何为网络?对于这一讨论,将进一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即网络的定义、网络的连接,及网络的构成,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将厘清ANT与SNA在网络概念上的最大分歧。

1、网络的定义:行动者即网络与图论的网络

在ANT中,网络只是一种特殊的象征(metaphor),没有一以贯之或明确的定义;拉图尔认为,行动者与网络并不应该被单独理解或使用,也即是所有的行动者就是网络,网络也是行动者,这一论断可以通过一个有关社会现象的双重本质来理解,如股票市场中买卖、决策与行动的交易者,个体是一个行动者,但是同时,如果将目光从他们移向更广阔的思考,他们也是一个网络,这是因为他们的是通过他们的心智、计算机、软件与算法的技术定价来决策与选择的。更时髦的讲法是,他们的行动不仅关心交易室内的即时环境,也通过它们在包含着人与非人因素的长链条上的参与,影响着全世界、更广阔的实体环路(circle of entities)。(Vicsek etc. ,2016)
而SNA不同,根据图论,网络被解释为由一组行动者/交点(社会行动者或对象)和连接它们的一组关系构成的图,尽管网络也包含比图所能描绘的更多的信息,例如交点的性质和/或关系。(Vicsek etc. ,2016)
同时,ANT则认为网络的边界是持续变化的,也即是说,行动者网络是由其基本要素及这些要素间的关系而形成的,行动者网络是符号的空间,其中涉及的不同要素通过它们与网络中其他实体的关系被定义和被稳定。这一解释可以进一步被理解为,行动者网络是一种持续性变动的网络,如果其组成部分的某一部分发生了改变、故障或崩溃,整个网络就会重组其网络自身。而诚如SNA依托图论对网络的定义一般,SNA普遍认为行动者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边界。

2、网络的连接:形塑彼此的过程与类型学

同时,二者的关系(relationship/ties)概念也并不相同。ANT的关系概念是更松散的,这一概念的是为了概括“至少两个实体互相影响彼此”,其关注点在于转译的过程;行动者网络中的联系,一般往往被认为是至少两个实体互相影响(变化、修正、定义或稳定),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这一理解实际上意味着ANT的核心关注不是哪些行动者直接关联其他行动者,或特殊职位需要多少个节点来关联,而是要素间如何形塑彼此。
这一论述可以进一步这样理解,即一段关系经常是被视为要素建或力量间的转译行为(an act of translation),转译这一概念最初是描述科学家与工程师们如何在不同领域间移动,科学与技术对象是如何在这些转变中被转化并修正的。米歇尔·塞尔创造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转译是“制造连接的过程,连接两个领域的通道,或简言之,建立交流”,或是“通过组合与混合各种要素的发明活动。”卡龙则进一步发展了四阶段转译模型,第一阶段为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一个行动者通过确保其自身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定义问题;第二阶段干涉化(interessement),试图通过行动者的程序稳定确立行动者们的角色与场域,如果干涉成功,那么不同要素就会被卷入行动者的网络中,各种联系与同盟即形成了;第三阶段是正式化(enrolment),在这一阶段各种策略与计谋被使用,多边协商也发生了;第四阶段组织化(mobilization),行动者协同集体成员们命名所有方法,不必再害怕他们的背叛,而可以组织他们了(Vicsek etc. ,2016)。
而SNA使用更具体的定义与类型化的关系(relationships/ties)系统,SNA认为关系本身包含着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同事、合作者、疾病的传播、贸易的流动、信息的流动、创新的扩散、军事的支持,机构的联系、政治的联系等等。在同一组参与者中,可以映射许多网络,每个网络也都具有不同的结构、角色和位置。每种类型的关系都可以形成单独的网络,并且对于同一批行动者可以做多重网络的比较分析(Vicsek etc. ,2016)。在社会科学中,二元关系可分为以下四类:(1)基于位置、成员或属性的相似性;(2)基于亲属关系、其他角色、情感或认知的社会关系;(3)相互作用;(4)流动。(Borgatti,2009)

3、网络的构成:激进对称性与人的中心化

此外,ANT理论家们为了反对社会科学家门过多的关注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而强调激进对称性,认为“非人”也可以有其代理人(agency),也可以被视为行动者。“为了把人们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制造的分割重新联结起来,《科学在行动》一书给予了非人类因素以关键地位。拉图尔的基本取向是认为科学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agency)两者交互作用的场所,在这个领域中,任何一方的因素并未被赋予特别的优先权。”(拉图尔,2005:11) “第二条原理如是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以新客体的名义说话,这些新客体是由意料之外的力量的考验塑造成型;第三条原理如是说:描述事实和机器,与描述他们所征募和控制的人是同一件事情。”(拉图尔,2005:245)ANT理论家们倡导一种激进的对称性,即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是相同的,非人类及非动物的客体(如建筑、船、技术等)都是网络的组成部分,且ANT中的不同实体(人类与非人类)是在同一个网络中研究的。
拉图尔的论述仍然晦涩,所以我们引入赛斯(Sayes)的讨论,进一步思考ANT的观点。首先,激进对称性意味着人类并非是塑造世界的唯一行动者,物质要素也可以影响其他网络中的要素,包括人类。这也即是说在网络中特定位置的要素可以将人类转换为非人类,反之也是。其次,激进对称性也强调行动者永远不是独自行动的,因为行动者必须组织动员其他网络中的要素,以达成在这一环境中的某些影响,行动永远是互动的。最后,非人也可以贡献社会空间的秩序,通过不同的时空,持久地表现着社会规范、价值与法令,延展了那些创造、维持与运作网络的行动者的权力,社会秩序是由不同的、异质性的要素建构的。(Sayes,2014)
SNA则主要关注人类及人际网络,非人类行动者(如客体)是被忽视的,尽管有些用SNA分析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的,但实际上仍然仅仅关联着群体或人类活动。比如引文网络是SNA的一个研究领域,“网络也可以由那些在个人、团体、组织或国家的意义上没有明显行动特征的对象组成。”(Vicsek etc. ,2016)虽然在SNA中,出版物通常被认为是非人类行为者,但它们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引文和共同作者的关系都是由人类发起的;网络分析方法也被用于研究文化,从而将概念、类别和叙事从句视为节点(Vicsek etc. ,2016);此外,SNA有时也被用来理解动物行为,但这一网络中的所以行动者也都是动物,即不同于ANT中的不同实体是在同一个网络中,SNA的网络中都是相同类型的实体,尽管有些案例中存在两种网络,但那毕竟不是主流形式。

二、ANT与SNA的理论整合:基于方法论的整合

虽然在上文的论述中ANT与SNA存在诸多差异,但晚近的ANT学者们开始大量地使用可视化技术去分析庞大网络,ANT学者与SNA学者也开始在如“网络与经济市场(co-authorship and economic markets)”等研究上大量合作。此外,ANT学者们强调的过程、非结构的、理解网络是文化建构的过程,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偶然世界”,及在网络中同时考虑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等观点,也同SNA的分支“关系社会学”的看法十分相近。(Vicsek etc. ,2016)总体而言,行动者网络研究者可以从几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获得助益(如可视化技术与定量方法),社会网络分析者可以从网络中同时考量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想法出发,发展新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晚近,一些学者开始试图在方法论而不是理论上重新解释这些分析技术。
ANT方面,赛斯认为ANT有着“方法论上的敏感性”,即ANT试图“引入代理人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及拓展非人类也可能是行动者。”在他的解释中,虽然ANT将代理人概念拓宽至非人类,但这并不意味着非人类的代理人同人类代理人是同样的类型,我们不应认为ANT理论中人类与非人类间不存在差异,而是这些差异并不应当“没有……事前的分析”,赛斯承认ANT理论有其他的解释,但是将ANT倡导者们的陈述理解为理论性的,实际上并不合适。SNA方面,诚如博尔伽蒂(Borgatti)论述道,早期的SNA也许更像是一个描述工具而不是理论范式,但如今绝非如此了,SNA的网络理论如今已经有了显著影响,如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及小世界理论(Borgatti,2014)。但萨朗西科(Salancik)的论述仍不过时,SNA的确具有很多非理论性的方法特征(Salancik,1995)。
维克拉马辛(Wickramasinghe)与巴利(Bali)的研究便并未考虑上文提及的哲学背景的不同,而是单纯的应用方法。在他们的论述中,ANT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框架而非理论,其创新使用了S’ANT方法。概念上,行动者被定义为ANT观点的“某人或某事可以自觉其自身,并在被研究时影响其处境。” 也即是人类与非人类实体都可以在网络中成为行动者,比如在全球医疗网络中,医生、设备、技术、患者、组织及监测系统都是网络中的一部分;同时,维克拉马辛使用了ANT的追随行动者方法,尔后访谈了知道自己身处网络的行动者,他们如何协商并形成网络。对非人类要素的访谈,包括寻找“某人或某事代表其自身,内容主要是其设计者或使用者,或仅仅是使用说明书。”这一人类与非人类的协商想法也是来源于ANT,正如维克拉马辛写道的“人类行动者,比如医生,可以同非人类行动者,比如X光或透析器协商,通过寻求机器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机器好用么,机器耗什么能,机器在任务需求中的表现是否灵活,如何协商顺利完成,一个医生与机器的联盟就形成了,机器也达成了其自身效果,网络也变得稳定。如果协商不成功,机器就不会被使用,或者不会被最大程度地使用。 ”维克拉马辛基于这些考量与方法建构了医疗系统的网络后,但随后,则使用了SNA工具来描述知识流。也即是说,维克拉马辛先是借用ANT理论来勾勒了网络与协商的建构过程,然后用SNA方法分析了网络中的知识流。(Wickramasinghe N、Bali R K,2009)

三、ANT与SNA的未来展望

(一)再批判:方法论式整合的问题

文图里尼在维泽克两年后,进一步提炼分析了目前科学技术社会学(STS)中存在三种不同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社会网络和数字网络),并进而整理了过去二十年间STS的工具脉络,其认为网络概念的冲击最初发端于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提供了可以捕捉社会-技术现象的建构过程的工具;随后一些学者将传统社会网络分析与科学计量学中发展而来的调查与可视化技术引入了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中;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学的计算机化进程,学者们将目光进而转向通过数字网络来追踪集体生命的轨迹。(Venturini etc. ,2018)
许多研究者或多或少尝试将这三次理论运动整合进一种研究框架,最常见的即维泽克所提倡的搁置他们哲学背景上的差异,而通过方法论来整合。比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通过由数字网络提供的数据,经过(社会)网络分析操作化。但是,文图里尼认为,这些想法都夸大了三者的相似性,或者说即便如维泽克这般认识到是三者是有差异的,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往往仍然会有很多问题。当我们使用这些理论方法,我们到底是否在谈论同一个网络?文图里尼认为很明显并不是,他进一步阐述,这三个概念至少在四个方面是不同的,即数字数据的有偏性、节点与边缘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的可逆性、关系变化的动态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展开讨论,但我认同文图里尼所讲的,“这些差异不应该被遗忘,但也不应该阻止我们……只要我们意识到网络概念-整合的风险,我们就可以继续利用它的力量。 ” (Venturini etc. ,2018)

(二)再发展:ANT的哲学意涵

除了上文回溯的经验研究,我认为晚近ANT与SNA的发展贡献,实际上也在于它们将网络科学的哲学性进一步深化。
正如拉图尔所说:“我们从未现代过。”ANT开始强调人类从未真的分开社会与物质要素(自然/物质 实体/技术),或分开人类(社会行动者)与非人类(其他行动者),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既有的分析科学与技术,而开始尝试提供一种新的理解社会与现代性的思路,拉图尔在这一陈述中认为,新的社会科学并不仅要理解社会与人群,也要理解非人类的诡计(machinations),“现代的”思考问题就在于如何缺乏对非人类要素的理解,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社会是如何被整合的。我认为这一思路的前景是广阔的,我模糊地感觉到,拉图尔的“非人/物”与波德里亚《物体系》的“消费物”间或许也存在某些隐秘的理论对话点,但受限于哲学训练的不足,我无法进一步展开。
最后,回溯历史,STS诞生于社会科学家对科学的反思,应当讲,跨学科的对话自始至终蕴含在STS的血脉中,我期待跨学科的对话能够得到进一步地发展,也正是在跨学科的理论碰撞中,思维的魅力得以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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